興南國小的校長劉健飛是我的第五位校長。
民國62年7月，我從屏東師專畢業，分發到臺北縣興南國民小學當老師（派令上稱｢派充本縣興南國民小學教師」）時，校長就是劉健飛。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分發到興南國小時的派令
興南國小，全名為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，現校址為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135巷24號，成立於民國四十五年，為中和國民學校興南分校，四十八年獨立為興南國民學校。五十七年改名為臺北縣中和鄉興南國民小學，六十八年改名為臺北縣中和市興南國民小學。2010年12月25日，臺北縣改制升格並更名為新北市，興南國小也更改為現名：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。
劉健飛校長，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擔任白雲國民學校校長，民國五十一年六月，從白雲國民學校調到積穗國民學校；民國五十七年六月，從積穗國民小學調到興南國民小學，任期十一年；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離開本校，調到新店國民小學；民國七十二年八月，從新店國民小學調到積穗國民小學；民國七十七年八月，劉校長在積穗國民小學退休。
劉校長在興南國民小學的第六年任期，我分發到校，與他相處了六年：其中前兩年我奉召入伍，實際的相處時間為四年零兩個月。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分發到興南國小時的校長劉健飛、相處6年，兩年當兵
先說我的到校因緣。分發到興南國小，其實是一個意外。
師專畢業時選填志願，我因為有繼續升學的打算，所以沒有選擇回到居住地的嘉義縣新港鄉下，而是往可以升學的學校相對較多、爭取升學機會也比較容易的臺灣北部。我自認成績不是頂尖，所以沒有選填相對高檔的臺北市，而是選擇在它鄰近的臺北縣；又因為我分別有哥哥和姊姊工作或居住在臺北縣的三峽鎮和鶯歌鎮，因此我的前面志願就以臺北縣的三峽、鶯歌一帶為核心，向它的北面輻射。沒想到的是，當時的三、鶯兩小鎮，是一個人口流動性小，安定的工作環境變化不大的區域，我因而沒有辦法分發進去。反而是鄰近都會區的臺北縣中和鄉，因為外來人口集中，許多學校年年增班，年年都需要大量的新進教師，我因此便陰錯陽差的被分發到這裡落地生根了。
人生的第一分工作，碰到人生的第一個老闆，本來是極其緊張又有點興奮的事，沒想到情況跟我的分發一樣，出乎意料的平靜，平靜到我根本感覺不到它的存在：印象裡，我好像沒有跟他講過話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認不認識我。
劉健飛校長於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到任，我分發到校時，他已經在任五年了；又經過了六年，到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他離開興南國小為止，扣除兩年的入伍當兵時間，我與他在校有整整四年以上的時間相處，可惜的是，我們之間居然零互動，在我的記憶裡，他幾乎只是我生命裡的一小片空白。
因為他好像不是這所學校的校長，只是正好住在學校的校長宿舍而已。學校裡的大小事，他完全交給一個大家都稱他為「教導」的主任來掌理；「教導」的正式職稱是教務主任，兼任人事管理員。
所以，報到的對象是他，課務的安排是他，請假要找他，獎懲也由他，升遷核薪、離職調校等事也都是由他全權管理。直到六年後，換了一個新的校長，制度慢慢建立起來，我才一點一滴的搞清楚，其實他所管理的事情，在正常的學校裡，都要由不同的人分別來管，他只是幾個主任裡面的一個而已，他所主管的業務，也要分別交給不同的幾個組長來做，而不是像他那樣的全部一把都抓著。
在興南國小，其他的主任不是沒有，只是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是主任而已。因為在他們座位的桌上，名銜都把主任給去除了，連組長的稱呼也都不存在。在學校，所有的老師都被分派到一個行政工作；而那些原本就兼任法定行政工作的主任、組長們，也跟大家一樣兼了一個原本是法定的那個行政工作而已，他們座位桌上的名銜，分別是訓導、總務、事務、會計、出納、課務、註冊、體育等等，還有他自己的「教導」。興南國小在我離開之前，班級數已經超過一百班，它的組織當然不止這些而已，只是其他的法定行政職位稱呼，因為與我們老師的工作沒有密切相關，我們因而無法全部知悉。
由一個不該統領全局的人來統領全局，可以預見的是，應該沒什麼制度。凡事都是他說了算：只要他說可以的就可以，他說不可以的就不可以；他說要那樣的就必須那樣，他沒說這樣的就不可以這樣。所以走後門的風氣極其興盛，他甚至當面公開邀請你「到他家坐坐」，你要的年級、班級、科目、時間等等都可以談。可嘆的是我當時年紀小、又沒有跟在父兄的身旁，根本搞不清楚狀況，心想只要兢兢業業盡好本職即可，因此常常得不到他「關愛的眼神」。
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，同學黃永錚電報通知我分發到臺北縣；八月二日早上九點，我們一起到板橋國小報到填寫志願。八月三十一日分發通知來了，限九月三日以前必須報到。九月三日我找到興南國小報到，報到「窗口」就是他，感覺整個學校就是他，他就是整個學校；報到的手續也很簡單，就是把報到單「呈」給他，他二話不說的收下就一切完成了。其實也沒那麼簡單，因為後面還有許多的表格等著你填、許多的手續等著你辦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交代，於是他讓我們先去找住的地方安頓。
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第一天上班，繼續趕報到的相關資料。這之前，學校沒有任何人、包括各處主任組長、學年主任、鄰班老師、以及學校的大家長校長等，給我們這些新進人員一點提示或職前訓練或講話什麼之類，一開學就跟著老鳥們東奔西跑的一起開始工作，感覺十分生硬。
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，六十二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三年十二班當級任老師，全班學生57人。僅僅過了一個月零三天，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九日，我把班級交給代課老師後離校，回家準備十月十三日入伍當兵。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十二日，我從金門退伍復職，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六日，六十四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五年三班當級任老師，如同接續我畢業分發來校時、被分派接任的同一屆學生一樣。
六十五學年度暑假期間，我分別考取輔大、東吳、淡江夜間部中文系和文化夜間部地理系二年級插班考試，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十五日，我選擇就讀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夜間部中文系二年級，原因之一是：輔大是四校裡聯考的錄取排名最佳者。
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六日，六十五學年度開學，我繼續帶六年三班當級任老師。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十七日，父親去世。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一日，第一次參加自己從五年級帶到畢業的學生的畢業典禮，也是我這一輩子唯一的一次，畢業照裡的學生有60人，但是我手中的名單只有59位，不知道是哪一個人的姓名丟失了。全班拍攝畢業團體照時，我與訓導主任周松吉，分別坐在前排正中央的校長兩旁，這是我在興南國小、與校長相處六年中最貼近他的一次距離，是第一次，也是人生中僅有的一次。
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九日，考取「國語日報語文中心．作文班」指導老師，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八日開始上課，從此我的教學生涯明顯的往作文教學的方向傾斜，並且在那個領域裡取得豐碩的成果。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五日，六十六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當科任老師，敎四年級的美術和五、六年級的社會，這對一個學有專長、正是力強氣盛的年輕老師而言，給我這樣的安排，我是很意外的。
很快的，有人告訴我，在興南國小當科任老師，是一種被貶抑的意思；而必須橫跨年級和科目，更是被貶抑中的貶抑。後來我離開興南，到別處去接觸到課務之後才知道，一個具有百班之大的學校，給你排成這樣零碎的的課表，不是主事者的無能，就是他存心跟你、或是要跟受你教的學生過不去。更扯的是，我下學期的任教班級和課程，還跟上學期完全不同，改成了五、六年級的自然，那種拿正事當玩笑耍的痕跡更加明顯。不知道我居然能夠如此上課的道理是什麼，而那個或者那些必須配合我接受如此擺弄的人，他或他們、不知道有沒有跟我、以及上我科任課的學生一樣，感覺一起受到了傷害。
在興南，一般年輕的老師、沒兼任法定行政職務的，可以從他的任教班級和課程，看出他在學校當局心目中的等級和地位。女老師可分四等19級：擔任高年級級任的是上等，擔任中年級級任的是中等，擔任低年級級任的是下等，不帶班級而當科任的是下下等。年年都帶六年級級任的是上等上級，年年都帶五年級級任的是上等下級，一年帶五年級級任、一年帶六年級級任的是上等中級；上等上、中、下三級，分屬19級中的第1、2、3級。年年都帶四年級級任的是中等上級，年年都帶三年級級任的是中等下級，一年帶三年級級任、一年帶四年級級任的是中等中級；中等上、中、下三級，分屬19級中的第4、5、6級。年年都帶二年級級任的是下等上級，年年都帶一年級級任的是下等下級，一年帶一年級級任、一年帶二年級級任的是下等中級；下等上、中、下三級，分屬19級中的第7、8、9級。
沒有班級帶的科任老師分為10級。只教單一年級不跨科目的有四級，分別是擔任六年級一科的是第一級、擔任五年級一科的是第二級、擔任四年級一科的是第三級、擔任三年級一科的是第四級，分屬19級中的第10、11、12、13級；只教單一年級但不是僅教一個科目的也分四級，擔任六、五、四、三年級的分別為第五、六、七、八級，分屬19級中的第14、15、16、17級。科任第9級為跨年級的科任，也就是同時上五、六年級或三、四年級的老師，分屬19級中的第18級。最後一級是跨年段的科任，也就是同時上三、五，三、六年級或四、五，四、六年級的老師，是科任的第10級，也是19級中的第19級。
男老師通常不能帶一、二年級，因此要比女老師少去帶低年級級任的下等3級，所以多半只有三等16級。
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六日，六十二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三年十二班當級任老師，分屬中等下級的第6級；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六日，六十四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五年三班當級任老師，分屬上等下級的第3級；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六日，六十五學年度開學，我繼續帶六年三班當級任老師，位階提升為上等中級的第2級，是我在興南國小得到最好待遇的一年。
民國六十八年九月、六十八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三年十八班當級任老師，分屬中等下級的第6級；如果與前一學期帶的四年四班一起計，勉強算是中等中級的第5級；民國六十九年九月、六十九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四年十六班當級任老師，與前一學年度帶的三年十八班合計，也是分屬中等中級的第5級。這兩年換了新校長，我的待遇稍有提升，轉換在中年級中等中級和下級的第5級和第6級之間。
在興南的第五、六兩年，我的悲慘命運，可以從我在學校當局心目中的等級和地位看出端倪：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五日，六十六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當科任老師，敎四年級的美術和五、六年級的社會，下學期又改成了五、六年級的自然，不但跨年級、跨科目，還上下學期交叉著變換，已經比科任的第10級、也就是19級中的第19級還要低了，簡直就是立無容身之地；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四日，六十七學年度開學，我繼續當五年級的科任老師，這一年的待遇比較好，只擔當單一個年級、五年級的科任，但仍然橫跨了美勞和自然兩科，分屬科任的第6級，19級中的第15級。離奇的是，這一學年才剛教滿一個月，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三日星期二，我忽然被通知要回去當四年四班的級任老師了，而且即刻生效。這一來，等級驟升了11級，達到了中等上級的第4級之地，真是讓人驚訝得難以名狀。像這種擔任五年級科任一個月，換成去當四年級級任的事，不僅在興南是空前絕後之舉，全世界的小學，應該再也不會有第二個這種案例了吧！
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二日，想試一試看自己能否在傳統學校的環境下、教我從外面學來的作文，向六年十二班的何芳玲老師借她的班級來上一節。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、九兩日，又教了四年十三班和六年十二班作文，兩班都是音樂（資優）班。因為學生資質特別的關係，上課的情況出奇的好，學校方面也知道了這件事，但是一直沒有人表示我專精的作文教學值得推廣。實際上，我自從與作文教學因國語日報語文中心結緣以後，一有心得，也會記錄下來向外投稿。本來這種有關教學的心得稿件，最好的發表園地就是學校校內自辦的教學研習刊物，方便讓同事互相交流增長，可惜興南國小雖大到超過一百個班，擁有超過一百個優秀的老師，其中還包括不止一位臺大畢業生，校園裡的寫作園地，卻是因為主管者沒有表示重視而呈現一片荒蕪，甚至連一小片可耕地都付諸闕如。
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劉校長離開興南前，我的這個作文專長都沒能在校園公開展露，只有自撰的教學心得作品九篇，零零星星發表在校外相關的雜誌期刊上約近20000字；一直等到新任校長來校的第二年，民國六十九年九月、六十九學年度開學，我被分派到四年十六班（下學期不知何故改為八班）當級任老師；同時特別被要求擔任教師進修「語文科教學研究會」的主持人。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八日下午，第一次開語文科教學研究會，校長、教導、訓導及五六十位中高年級級任都來出席，我奉命主持會議，在六年十五班教室講解有關作文的常識。我利用一篇大家都很熟的範文，介紹作文的幾個基本問題，像：命題的技術、分段的方法、中心思想的意義、段與段之間的聯絡等。從此以後，我的作文專長，才終於在興南國小撥雲見日，享有一爿天空之地。
可惜那已經是我留在興南的最後一年了，六十九學年度末，我便考取了臺北市的國中國文教師，從興南國小辭職了，興南國小最終並沒有好好的利用我的這個專長，讓我給興南國小留下更有意義的紀錄。
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四日，六十七學年度開學，我繼續當五年級的科任老師，這一年的待遇比較好，只擔當單一個年級的科任，但仍然橫跨了美勞和自然兩科。離奇的是，才剛教滿一個月，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三日星期二，我忽然被通知要回去當級任老師了，而且即刻生效。
交接是在當天上課的最後一節進行的——也並沒有所謂的交接，只是那位姓李的代課女老師走下講臺，我接著站上講臺而已。沒有主持的長官，沒有觀禮的同事和家長，也沒有什麼介紹說明之類的講話，幾乎是偷偷摸摸的進行著。又當級任了，四年四班的級任，怎麼不在開學的時候分派給我，而採用這種方式突然這樣交給我，其中一定有什麼重大的因緣在，只是我全然不知。學生是當事人，可學生又能知道些什麼？奇怪的是連家長好像也全然像是局外人般，是什麼事、又為了什麼，都沒人跟我提，像此等在學期中更換導師的重大事件，在興南國小就這樣無聲無息的、雨過天青！只是我納悶：那我被迫丟下的科任課要由誰來承接呢？難不成要叫那位走下講臺的代課女老師去上？難不成她也有本事像我一樣，可以拿起五年級的美勞和自然課程來，說教就教了嗎？如果她都能教五年級了，怎麼就教不了四年級呢？真是一大堆的問號！
我當時沒有什麼心理準備，已經習慣了懶懶散散的科任教學生活，一下子裡，我竟覺得無限的疲乏——無法適應了。科了一年多的任，又回到四年四班當級任的這件事，讓我在民國六十八年二月一日，刊在《作文月刊》第27期9-12頁發表的〈作文裏的單人稱〉那一篇文章裡，把「林義烈老師」是四年級四班的級任導師這句話，寫成了主要的內容了。
在興南，像我一樣被這樣惡整的人，好像還不止幾個人，而且似乎都是大學畢業生。
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十九日，就是六十六學年度的寒假前，公布了調往秀山的名單，被興南當局痛恨有案的大學畢業生們，如邱娘愛、趙明哲等榮膺上榜，我則留下仍在科任，許文生、宋慧珠二人則留在四年級當級任。不知道如果我被排在這一批被興南剔除的名單中，調到新成立的秀山國小後，我的待遇會不會好轉，如果有好轉，會對我即將接下去要走的人生之路，有些什麼樣的重大影響呢。
幸好在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劉校長要離開興南前的六十七學年度最後一年，我從被公認處於貶抑中的貶抑狀態，中途忽然回復到還能留在四年級當級任，而且沒有被順勢剔除出校的地位，我還真得感謝他，畢竟他仍然是一校之長，一切的功過是非都該由他來概括承受，雖然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經手、或者知道、或指導了什麼沒有。
因此，這一件我在興南唯一覺受到的美好體驗，我必須在此說一說，並且把功勞歸給他，我的第五位、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老闆、興南國小的校長劉健飛。
其實事情的發生，也都在他離開興南以後才陸續碰到，但是那個制度，是從我進到興南以後就一直存在著，而且一直在進行當中，只是我與他同在興南的那段時間，沒有發生在我身上，詳情不是很清楚；等到自己身受了以後，才知道那含在其中的菩薩心腸，真是令人欽佩與感動。
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六十八學年度上學期，劉校長前腳剛離開興南，我與同事馮美娥小姐在臺北地方法院公證結婚，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一日，在臺北市中華路「人人百貨公司．會賓樓」舉行婚宴。學校登記要來參加宴會的名單為78人，禮簿裡共有111位送了禮金，從最高的600元到最低的100元都有，其中送400元的最多68人，其次是200元的13人，原因是：學校有公開的規定，同事結婚，要參與婚宴的人原則上送四百，不參與婚宴的人原則上只要送兩百，其他數目的增減，端視你與當事者的交情而定，沒有任何限制。這個規矩，使得大部分的人都可以不失禮，而且也不會有太大負擔的參與同事的人生大事，讓整個學校，像是一個和和樂樂大家庭般，是一項不可多得的德政。
民國七十年八月十三日，七十學年度剛開始，大兒子出生，興南共有72位送了禮金，全部都是200元，這是學校另一項半公開的規矩；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七十二學年度下學期，小兒子出生，興南也有79位送了禮金（包括一位已經調到中和和一位已經調到秀山的前同事），也全部都是200元，只有黃淑坤一位，不知道為什麼原因錯包成了420元。
至於白事部分，除非是同事本人身故，其餘親屬一律不管；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十七日，六十五學年度的上學期末，父親去世，我隻身請假回家奔喪，學校長官同事，基本上無人聞問，這是一項甚為良善的規矩，可以免除我們原已不豐的薪囊，頻增中傷。因為同事的「親屬」，那個範圍實在太大了，要照顧周全，哪有那麼容易？
而且此項有限的送往迎來規矩，純然屬於循環的互助體系，與民間的人情往還殊不相同：因為收送的對象常不相同之故，很少能夠像借貸般的有借有還，因為你這次「借」出去的人，下次已經由別人代替他「還」了；你想「還」給「借」你的人時，那個「借」你的人已經不知到何處去了，面對周流不息人事變動，真虧得有人能有如此周全的設計。
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六十八學年度上學期我在興南國小結婚，民國七十年八月，六十九學年度下學期我便離開了興南，所以送我結婚禮金的大部分人，都很難期待在興南國小拿回他們送給我的那一分；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七十二學年度下學期，小兒子在興南出生，那學期末，我太太也離開了興南。我夫妻兩人在興南國小從結婚到生下兩個兒子，短短四年半裡背負了興南人的262條禮數，若是要執意於有借有還，還真不知道要還到何時何地呢？
後來我又轉調了三個學校，也許由於時空環境的改變，像這種極富人情味的「規定」，已不復再見。興南國小那位主事設計者的慈悲心腸，真是值得大書特寫的！
如果他，我人生的第一個老闆、興南國小的校長劉健飛，曾經參與設計主事，那就最好；即便他不是創發者，能夠將前人的德政傳承下來，也是很好。興南國小成立於民國四十五年，草創伊始，人員不多，恐怕還沒有行使此種規矩的必要。民國五十七年六月，劉校長從積穗國小調來時，興南國小正好滿12歲，相當於小學畢業生上國中，學校開始茁長壯大，人員開始增加，紅白喜事的跟與不跟、要怎麼跟，一定很困擾當時收入不怎麼寬裕的國小同事們，於是身為長官的他，體恤下屬，充分衡量我們的能力後，下了如此明智的規定。他在興南國小的任期十一年，來來去去的很多都是剛畢業的年輕人，像我一樣受惠於這種德政的，想必為數是相當可觀的，他們也都跟我一樣，在這個德政底下，順利的成家、結婚、生子，落地生根，繼續為國家社會打拼，直到現在順利的退休、頤養天年。如今回首當年，仍不禁要為這個德政喝三聲彩，這其中當然也有屬於他——劉健飛校長的一分！
by 甲多先生 @ 2024.01.15 臺灣
